***學院農學院 吳雲豔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差距的變化可以分為五個階段，其中差距縮小的三個階段都與政府通過惠農政策使農民收入的增長率高於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率直接相關，所以解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問題的關鍵是通過惠農政策提高農民收入的增長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是由農產品價格的上漲率、技術進步率、人均資本的增長率和農業人口的轉移率等四大因素決定。所以，縮小城鄉差距的關鍵在於深化價格體制改革、實施科技興農政策、改善金融投資環境和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等。
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1978—1985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57倍，到了1985年這個比例縮小到1.86。第二個階段：1985—1994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199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已經擴大到2.86。第三個階段：1994—1997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再度縮小。199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縮小為2.47。第四個階段：1997—2003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再次擴大。200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擴大為3.23。第五個階段：2003至今，中國城鄉差距變化不大。2006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22倍，與2003年相比可以看出，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得到了遏制，城鄉收入差距基本上維持在3.2倍。詳見表1。那麼，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產生的根源何在？在新的歷史時期，又如何才能有效地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呢？
表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
年份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倍）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
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
1978
2.57
1985
1.86
11.57
16.86
1994
2.86
18.85
13.28
1997
2.47
13.86
19.62
2003
3.23
8.61
3.85
2006
3.22
11.29
11.41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6，中國統計出版社。
二、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源於政府惠農政策的變化
從表1還可以看出，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直接原因在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與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之間的消長，即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高於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時，城鄉收入差距就會擴大；而當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低於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時，城鄉收入差距就會縮小。1978—198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16.86%，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是11.57%，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較高是這個期間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根本原因。1985—199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是13.28%，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是18.85%，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較低是這個期間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同理，1994—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19.62%，也是遠遠高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長率13.86%，使得這個期間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而1997—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是3.85%，遠遠低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8.61%，使得這個期間城鄉收入差距擴大。2003年至今，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是11.41%，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11.29%差距不大，所以這三年城鄉收入差距也變化不大，基本上在2003年的水平上原地踏步。
那麼，為什麼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與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率之間會呈現時消時長的變化呢？政府惠農政策的變化是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
我們知道，1978—1984年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階段，即以農村改革為主的試驗階段，1982—198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五次下達了關於“三農”的“一號檔案”：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第一個“一號檔案”，對迅速推開的農村改革進行了總結，並對當年和此後一個時期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了具體部署；1983年1月，第二個中央“一號檔案”——《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正式頒佈。這個檔案從理論上說明了“家庭聯產承包承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個“一號檔案”。檔案強調要繼續穩定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承任制”，延長土地承包期；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即第四個“一號檔案”。檔案的中心內容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取消30年來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對糧、棉等少數重要產品採取國家計劃合同收購的新政策。國家的農業稅由實物稅改為現金稅；1986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於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即第五個“一號檔案”。檔案肯定了農村改革的方針政策，必須繼續貫徹執行。這些“一號檔案”使這個期間政府的政策明顯地向“三農”傾斜，從而使城鄉差距不斷地縮小。
1985—1992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進入第二階段——以城市改革為主的全面改革階段。政府的政策開始向城鎮傾斜，城鄉收入差距也開始不斷地擴大。到了199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例擴大為2.58倍，已經超過了1978年的2.57倍的水平，而到1994年這個差距進一步擴大到2.86倍。政府再次意識到城鄉差距問題的嚴重性，所以，在1994年和1996年進行了兩次糧食大幅度提價。這兩次提價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到1997年城鄉收入差距已經低於1978年的差距，縮小到2.47。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第三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深入和第四階段（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開始，國企改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下崗職工再就業艱難等問題再度使政府的政策轉向城市，城鄉收入差距再一次被政策性地拉大。到了2003年，這個比例已經高達3.23，處於歷史的最高水平。嚴峻的現實使政府不得不在時隔18年後的2004年開始連續四年釋出惠農的“一號檔案”：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下發,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第六個“一號檔案”；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即第七個“一號檔案”公佈；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下發，即第八個“一號檔案”；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積極發展現代農業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即第九個“一號檔案”公佈。這些“一號檔案”，充分顯示了黨中央國務院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給日益嚴峻的城鄉收入差距來了一個急剎車，止住了城鄉差距繼續擴大的勢頭。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政府惠農政策是縮小中國城鄉差距問題的關鍵。同時，我還要清醒地意識到，儘管當前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勢頭已經得到了控制，但是效果卻是不盡人意的。與2003年相比，2004年的城鄉收入差距僅僅縮小了2個百分點，這兩年城鄉收入差距再度反彈，與2004年相比又擴大了1個百分點。這說明採取保護價等短線的惠農政策已經起不到多大作用了，中國政府必須建立起惠農的長效機制才能真正地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對策
中國政府建立惠農的長效機制應該重在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而要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就要提高農產品價格的上漲率、技術進步率、人均資本增長率和農業人口的轉移率。具體說來：
1. 深化價格政策改革。由於農產品是需求價格缺乏彈性的商品，降低價格只會出現“穀賤傷農”的現象。所以，要想通過農民增收實現城鄉差距縮小的目標，就必須得保證農產品的價格不斷地提高。但是中國現在已經是WTO的成員，農產品提價的空間已經不大，所以今後應該把價格政策的重點放在農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深加工方面，即通過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生產更大比例高附加值的農產品來深化價格政策。
2. 實施科教興農政策。如何才能提高技術進步率呢？國內外的學者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科教興農。據測算，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回報率在3.5%—5.5%（Yang,2004;Liand Zhang,1998）,如果農業勞動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4年，就能夠削減城鄉收入差距大約15%—20%（Johnson，2000）。因此，加大教育投入，特別是推行全國農村範圍內的免費九年義務教育模式和職業技術教育，對於農民素質和技術進步率的提高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另外，提高農業的研究開發投入也是提高技術進步率的重要途徑。目前，已開發國家對農業研發的投入大約為農業增加值的1%，而我國還不到0.4%，所以這方面的政策空間還很大。
3. 改善金融投資環境。改革以來（1980—2000年），政府通過公開稅、價格剪刀差和儲蓄淨流出渠道，從農業吸取了12900億元（2000年不變價格）的剩餘用於工業發展，如果從城鄉關係看，同期大約有23000億元資金從農村流入城市部門（蔡日方，2006）。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農村信用社和郵政儲蓄將2/3的農村儲蓄用於城市信貸，只有1/3用於農村信貸，造成鄉鎮企業和農戶貸款困難。所以，如果不改善目前農村的金融投資政策，那麼農民的人均資本增長率就不會提高，縮小城鄉差距的目標就很難得以實現。同樣，這一現實也說明通過改善農村金融投資環境來實現農民增收的潛力巨大。
4. 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按照Lewis（1954）的分析，在一個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不斷增加，城市可以在工資率不變的情況下“淘幹農村剩餘勞動力澡盆”。據權威資料顯示，2003年與中國處於大致相同發展階段的鄰近國家，多明尼加（實際人均GDP為4740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為24%，薩爾瓦多（實際人均GDP為4343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為22%，委內瑞拉（實際人均GDP為4269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為20%，烏克蘭（實際人均GDP為4759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為10%，祕魯（實際人均GDP為4580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為9%，黎巴嫩（實際人均GDP為4412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為7%，而中國（實際人均GDP為4344美元）農業勞動力比重高達49%（何振國，2005）。為什麼農民沒有轉移出去呢？以戶籍制度、土地流轉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為核心的城鄉分割體制限制了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時，中國城市化發展程序的滯後又抑制了就業結構不能隨著經濟結構轉變而發生同步變化，造成了城鄉經濟發展長期處於失衡狀態（蔡日方，2006）。所以，在目前我國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加快戶籍制度、土地流轉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小城鎮建設等，加快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提高農業人口轉移率，進而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率，最終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參考文獻：
［1］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2006［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
［2］ 蔡日方、王德文等．農村發展與增加農民收入［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6年.
［3］ 戴維·羅默．高階巨集觀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4］ 何振國．財政支農規模與結構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
［5］ 王小魯、樊綱．中國收入差距的走勢和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2005第10期，24-36.
［6］ Lewis, W.A. 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22, 139-191.
［7］ Todaro, M.P. 1969．“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138-148.